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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叩响恐惧之门

时间: 2019-03-20 11:14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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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鸟们迁徙的下一站,将会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人口稠密、且正在经受艾滋病、疟疾、霍乱等多种传染病反复折磨的东非。如果H5N1病毒在那里产生变异,变得易于在人群中相互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警告——全球740万人将因此丧生——很可能将成为现实

  刚刚从希腊旅游归来的王怡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蔓延的恐惧。在她抵达雅典的第二天,希腊政府宣布,爱琴海东部小岛Oinousses上的一只火鸡被检测出带有类禽流感病毒抗体。虽然事发之地距离雅典数百里之外,出问题的只是一只还活着的火鸡,而官方公布的消息也仅是疑似,最终结果有待进一步检验,周围的空气却立时紧张起来。

  “说来好笑,我没看新闻,还懵懵懂懂在街上逛,见一家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这在国外可不常见,我凑上去看热闹,结果发现是家药店。排队的人看到我,表情都奇奇怪怪的,避之不及的样子。我正纳闷儿呢,国内朋友的电话打过来了:‘希腊有禽流感啦,你没事早点儿回来。听说那边抢购一种特效药快抢疯了,国内没卖的,要不你捎点儿回来?’我这才反过味儿来,”王怡说,“接下来的几天,餐馆不卖鸡肉沙拉了,小超市里的冷柜没人光顾了,导游跟我说,旅行社的观鸟项目也取消了。这阵势跟两年前闹SARS似的。虽然我家里人是学医的,知道禽流感没那么容易得上,可还是觉得很害怕,总忍不住想找个地方洗手,玩的兴致全没了。”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10月29日,位于英国威布里奇的欧盟委员会实验室宣布,对那只倒霉的火鸡血液及组织样本再次检验后,并没有发现H5N1禽流感病毒植株。希腊萨罗尼卡的另一家实验室也得出同一检验结果。这样,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场虚惊。可人们的恐惧,却在短短10天内,令希腊的国内禽类产品需求量骤减70%,近10个国家宣布对希腊实施家禽禁运,抗病毒药达菲的市场价格上涨近5倍。

  随着安徽、湖南等地相继出现禽流感疫情,这种恐惧,也开始在中国境内蔓延。10月3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禽流感: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弱的一环吗?”(Bird Flu:Is China the World’s Weak Link?)的确,中国是全世界70%水禽迁徙时经过停留的地方,拥有140亿只家禽,全球一半以上的猪,13亿人口,以及并不甚完善的基础卫生设施,还有两年前SARS留下的阴影。禽流感可能触发全球性流感大爆发的每一个环节,中国似乎全都具备。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其实,一直到目前为止,让人们闻之色变的禽流感病毒H5N1,还是一种在病毒学家口中“致命但不太恐怖”的病毒。虽然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50%,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在密切接触病禽后感染,而普通的公众,与禽类如此亲密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今年禽流感疫情从亚洲扩散到了欧洲,固然有研究者指出,这可能是病毒加快变异的结果,但公布的检验结果显示,目前的H5N1依然呈现很难与人体细胞结合的特性。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禽流感并不可怕。线变异为一种易于在人群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的可能性。

  没人能否认这种威胁的真实存在。今年早些时候,在得克萨斯州农场度假的美国总统布什闲暇时读了约翰·巴里(John Barry)的《大流感》,一本描述1918年流感的历史著作。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10月28日,美国参议院会格外痛快地通过近8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储备禽流感疫苗和药物。一个有趣的八卦是,布什之所以会读这本讲述流感的书,缘于他喜欢巴里的上一本著作,一本描绘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的书。不过,他看了就看了,并没放在心上。然后,就有了新奥尔良在飓风卡特里娜中的灾难。

  在历史中寻找现实和未来,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却未必可靠。10月2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专栏作家安德鲁·帕拉克(Andrew Pollack)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们遇到的,会不会不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而是1976年莫须有的猪流感呢?

  1976年2月,新泽西州的几名士兵患上了一种类似流感的怪病,其中一人死亡。研究者断定,他们是从猪身上感染了这种病毒。当时,科学界还普遍相信,1918年的大流感是由猪流感病毒导致的。为此,科学家宣称猪流感将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并重现1918年大流感的悲剧。一个月后,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宣布了一项紧急法案,要求为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种猪流感疫苗。结果是,猪流感病毒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杀手。反而在接种了不成熟猪流感疫苗的人群中,500多人患上了神经麻痹症,30多人因此死亡。

  今天,科学界对病毒的认识早已非30年前所能比。10月6日,《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军病理学研究所教授杰弗里·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对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8个基因序列的还原结果。结果显示,西班牙流感源于禽流感病毒的一个变种,并不是人流感病毒或猪流感病毒的变异。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一年中,科学界对下一场世界性大流感即将爆发的预测还仅是根据周期论而做出的大胆假设,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亚洲禽流感还仅是一种证据不够充分的臆测,现在,陶本伯格的研究似乎为一切恐惧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但是,事实上,一切依然还只是一种可能。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到未来。无论是美国政府财大气粗地大量购进针对H5N1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还是欧洲各国民众自发地抢购和囤积达菲,实际上能够起到的作用都不过是心理上的安慰。H5N1只有变异才会对人群形成威胁,但目前的药物是否会对变异后的H5N1生效,还很成问题。而且,谁能保证最终引发全球大流感的一定是H5N1病毒?以全球目前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生产能力,如果开足马力生产H5N1疫苗和药物,则普通的流感疫苗生产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样做是否明智?毕竟,仅美国每年死于普通流感的人就多达36000人,而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中的740万大流感一旦爆发的可能受害者,还只是一个纸面上的数字。无怪乎有人会产生怀疑,在背后暗暗推动全球禽流感恐慌的,会不会有一只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手。

  这并非否认大流感即将再次来临的可能性。医学上的进步让我们对病毒、传染病和治疗手段的认识比100年前有了质的飞跃,但也不应忘记,在1850年的时候,一个人环球旅行所需的时间近400天,而全世界人口不到10亿,今天,借助飞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在十几个小时内跨越东西半球,全球人口却激增到了近70亿。做过加法和减法之后,我们发现,面对未知病毒,今天的人和100年前的古人相比,面临的威胁几乎是不相上下的。区别可能仅在于,一个完善的、并非临时抱佛脚针对某一特殊疾病的疫情预警和医疗救助体系,可以让我们更理性、更游刃有余地迎接不知何时到来的威胁。虽然,在全球的许多地方,这还只是一个梦想。如果禽流感的叩门声能够帮助人类尽早实现这一点,那,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在官方的眼睛里,还是村民的闲谈中,天长市偏益乡梁营村的村民毛长巨家的后院都是个危险的所在——10月9日,两只摇摇晃晃的病鹅就是在这里死亡的,这里是划出来的封锁区的同心圆的圆心所在。

  记者赶到现场采访时,毛长巨的老婆张和平刚从娘家回来,理由是“怕村民白眼”,她自己的眼睛已经哭红。平时习惯在家里和院子里遛达的40多只鸡鸭、在后院哼哼的两头猪全部消失了,被宰杀,被焚烧,然后被深埋,惟一留下来的是平时装饲料的深色大缸,上面还有零星的几根白色鹅毛。

  安徽省天长市的禽流感发生以来,地方政府迅速采取相关措施,在执行中也显示出相当的紧张和混乱。在事件中应该深入思考的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占主流地位的区域,在关于禽流感的知识体系还不完全清晰的情况下,防疫与疫情通报、控制体系如何冲破利益板块。

  张和平家虽然和江苏高邮来的马正朝合养了这几千只鹅,算得上养殖大户,但贫困还是清晰可见:平房,屋里砖头铺的地,她躲在里屋睡觉,而坐在她家客厅的村民也装作不知道她在哪里。丈夫和马正朝都不见踪影,按道理,刚被接触医学观察的他们都应该在家中。

  “还不是怕村民的闲话。”她说。自从封锁梁营村以来,她已经被因此损失了家禽的村民们说得抬不起头,“都说是我们把江苏人招来的,害了全村,也有说害了全国的。其实我们家就给他们放鹅的一个睡觉吃饭的地方罢了。”

  10月27日,市政府贴出布告,解除和病禽密切联系的几个村民的医学观察,张和平也在其中,但她说,“喊我抽血检验,我没有干,后来跑回娘家呆了几天”。丈夫也在外面躲着,而另一个关键人物马正朝“不知去向”,“反正我们都没抽血。我们又没有病,抽什么?”

  村里放养病鹅群的高老头倒是抽了血,所以他更能到处闲逛,已经到外村去了几次,医生和警察组成的封锁线对他全无作用。“脚在我自己腿上。”他说。正是他,告诉记者鹅的主人马正朝的所在:“当天拿了赔偿就逃回江苏高邮了,都没给我们安徽人留下一点钱。”

  马正朝是回到了高邮家中,并且没有经过医学观察的他在前几天已经开始到处去买新的种鹅,他是在河南信阳的鹅种场看电视时,才知道禽流感广泛爆发的消息,于是放弃了买鹅的打算。

  他还清晰地记得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从外地买回的种鹅养了10天多一点,已经长了几斤,10月8日,他还非常高兴地和合伙人毛长巨、黄安国喝了一回酒,“鹅就在田梗上的窝棚里”。

  10月9日,两只鹅走路摇晃着,眼睛有些分泌物,他担心地把它们带到毛长巨的家中打针。从外地买回来时都有检疫证,他认为已经打过针了——结果,第二天,不仅打了针的两只鹅死了,毛家中的鸡也开始大批死亡。

  “我怕传染到更多的鹅,就给高邮的朋友朱兽医打电话。”之所以不找防疫站,是因为很少和他们打交道。其后几天,大家限于一种紧张而绝望的努力中。朱兽医已经退休,靠着和老马的关系,他带来了几种药,但还是白费。到第三天,已经死掉几十只了。张和平他们一边紧张,一边努力把损失降到最小:把毛弄下来,卖给专门收鹅鸭毛的小贩,把鹅肉卤了,这个地方和周围的城市的人都酷喜吃“卤老鹅”,当死到两百只左右的时候,他们没有力气处理完所有鹅的尸体,“全部用稻草盖着,堆在田里”。

  在马正朝所有求救过的人中,与他合作过的老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老乔的儿子乔松举和农业部有些关系,他得知消息的10月14日晨,立刻打电话给老马,让他拿些死鹅到天长兽医站去检查,并且让他不能卖死鹅,“他说万一是禽流感的话,再卖你就犯罪了”。马正朝说他当时已经哭了两天,听了乔的话更加紧张,可是把死禽拿到兽医站检验时,检验人员让他走,因为得知他是高邮人,“他说你是高邮的,怎么拿到这里来?快拿走,拿回高邮去”。

  10月14日下午,乔松举直接给国家农业部兽医局打电话,说怀疑这里有疑似禽流感。10月15日,农业部青岛动植物检疫所所长等4人来到安徽天长。当晚,天长市有的领导想在农业部来人之前处理掉这些死鹅,但他们和马正朝陷入到赔偿款项多少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没有处理完毕。

  10月16日晨。天长市有关领导带领农经委、公安局等40多人上门,埋藏焚烧,“用石灰消毒”。后来农业部的专家赶来,说光用石灰不行,还要用专门的消毒药水喷洒。抽了鹅血,然后带了死鹅粪便、羽毛标本离开,回去用专业设备检查。10月24日,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这里发生的是一起感染H5N1亚型禽流感疫情。

  随即天长市政府发布了封锁令。而此时马正朝已经带着补偿的款项离开。他曾经听乔松举说过,确诊为禽流感后国家有补偿,而他拿到的补偿确实很高:“30元一只,高过了以往的几元钱。”之所以没有进行医学观察就离开,也是因为天长市领导当场很气愤地说:“你外地人跑到我们这里干什么?”

  以往的补偿确实只有几元钱,在天长的湖滨乡关东村,9月底死亡了1000多只鸭子的李老太就只拿到了每只3块钱的赔偿。对于农民来说,养殖受到这样的损失就是灭顶之灾了。“那是阴历八月半之后,我看着有几只鸭子不行了,就跑到乡兽医站买药。”她还留着那药盒,是重庆一家药厂生产的“头孢一号”,是常用的杀菌药而对禽流感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兽医就给她推荐的这个药。

  “当晚开始死,没几天全部死光了。”村长说知道了,给她上报,后来就给了她那点补偿。鸭子据说全部埋掉,是村里找人埋的——真正的死因也就无法查明。在询问天长市指定的“发言人”宣传部副部长唐玉成时,他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是农业部门的。“死一些禽类的事情应该是有的。”根据《第一财经》记者全秋梅在当地乡政府的调查,这些情况并不是没有上报,乡政府的文件里有相关档案。只是不像便益乡那样,一经上报农业部,会立刻查清真相而已。

  而按照唐玉成的另一种说法,天长市早就启动了国家规定的“禽流感预警方案”,一有禽类死亡是全部上报的。

  “你怎么可能指望当地政府如实上报?一上报就被封锁,当地经济会大受影响的。”已经跟踪禽流感5年的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佚说。他们检测到的禽流感病毒不少是在各地乡镇购买的活禽上检测到的,包括安徽省的活禽市场。

  从地图上看,安徽天长像一个打进江苏的拳头,周边的三个接壤城市是江苏的扬州、高邮和南京的六合,只有一边和安徽滁州相连,前些年江苏省曾经想把天长划过去,但是被安徽拒绝了,因为天长的整体经济还不错。

  在江苏人的眼中,天长市是一个“鱼米之乡”,江苏的司机经常往天长跑,去拉一些便宜而新鲜的禽类和鱼类,而天长人也习惯去南京等大城市购物,两地连接是很紧密的。因为农产品的销售较好,天长的工农业总产值几乎相当——由此可见,农业发展是远胜于工业的。依靠大城市人的胃口,天长人因此在农副业发展上很有想法,可是现在这一切都笼罩在禽流感的阴影下了。

  禽流感一来,天长就被江苏方面完全封锁,高邮、六合、扬州都在道路上设立了检查站,专门把天长开出来的运送禽类的车阻拦回去,还要彻底进行消毒处理。

  这个“鱼米之乡”处于一个半传统半现代的区域,传统的习俗和风景时时可见:马路上跑着办丧事的卡车,农村居民习惯住在青砖围起来的大院子里,而不盖楼房。“那么高谁愿意爬?我们一般也就三四个人,都住在平房里面就够了。”

  便益乡的人均年收入到2004年是3100元,村民说基本上是靠农副业。“农民没什么本事,没处挣大钱。”而副业是当地政府支持的,甚至有一项提供无息贷款,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的“稻鸭计划”。

  “收割完稻子的田里有很多稻粒,鸭和鹅就吃那些,省饲料,又走来走去,肉好吃。”当地多年以来就流行这一种传统的流动的放鹅放鸭方式。

  整片区域,包括邻近的江苏等地特别讲究吃大鹅,吃鸭子,而且要求是非养殖厂的散养鹅鸭,马正朝说,他每年都要去周围地区放养鹅鸭,之所以来天长,是因为这里稻田收割比高邮早一个月,可以吃完这里的稻粒再回到高邮放养。他认识天长人毛长巨,所以能在村里住宿。而一些不认识当地人的放鹅人就推着自行车,带着煤气灶和帐篷,与鹅群一起游走在附近的乡村土地上。

  南京人喜欢吃的盐水鸭就是这样散养出来的,只有这样走来走去的鸭子才香。正是大城市的需要才使乡村的生产方式更加不容易改变。

  而家家户户的散养家禽更是当地习惯。一家养30多只鸡鸭,几乎不用专门喂食,在田间地头吃些谷粒就可以了,猪是关在后院喂养的,一律和鸡鸭棚紧紧挨着。毛长巨家就是如此,牲畜的粪便也是堆在一起。在禽流感病毒没有大规模爆发的昔日,这样的散养方式肯定是合理的,据说粪便还可以拿去喂鱼或堆肥,一个可以循环利用的生产方式。

  但是自从禽流感病毒爆发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里面存在危险了。传播病毒的关键一环在于野鸟把这些病毒带给了四处散养的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源于低致病性禽流感在高度稠密的鸟群中持续传播,因此要防止野生鸟类感染家禽。”加拿大生物化学系厄尔·布朗说。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部首席兽医官贾幼龄也反复说,中国在防治禽流感方面,最危险的是散养的农业生产方式,家禽很容易和野生鸟类共存,也很容易被感染。

  天长市的唐玉成也无可奈何地说:“现在说要圈养,可是有谁会听呢?已经是几百年的老法子了,怎么可能迅速改变?”

  其实更危险的还在后面,中国及其东南亚各地将家禽和家畜混养,例如猪,是一种极其容易引发各种动物间相互感染的方式,它把禽流感从禽到人的传染准备了桥梁。“在流行病学上,这种接触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管佚说,“这肯定增加了传播的风险。”

  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一些养殖场也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的批评:“饲养密度高,鸡笼环境狭窄,尤其是冬季,地面蒸发和动物体内排出的水气增加,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其感染上呼吸道疾病。”

  而冬季,按照管佚的研究,是“很可怕的季节”。从2001年起,禽流感病毒H5N1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传播,并且在每年10月到第二年3月,月均温度低于20摄氏度时都是最危险期。这时候,正是往年的田野上那些放鹅鸭人的快乐时期:他们的鹅鸭可以在收割后的田地里免费饱餐。

  中国最权威的哈尔滨兽研所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陈化兰说,禽流感病毒已经发生了致命的变异,要阻止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从不发病的牲畜身上传染到哺乳动物身上。他们从1999年起,一直在进行实验,而把不同年份的H5N1病毒注射到老鼠身上时发现,早年提取的病毒并不使老鼠致命,而近年提取的病毒可以使老鼠感染致命,“这说明禽流感病毒中与致死性相关的基因已经发生了变异”。

  2001年,在李嘉诚基金会的赞助下,汕头大学和香港大学合作开展禽流感研究,先后申请到了世卫组织的基金和英国WELLCOME TRUST基金,研究成果也几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心以为,2001年中国出现的H5N1病毒和候鸟南下过冬的时间很接近,虽然不知道是否野鸟种群是否已经带上了病毒,但是控制禽流感病毒爆发和传播时,肯定要考虑野鸟群落了。另外,他还发现,哈尔滨兽研所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家鸭不易发病的说法不确实,作为禽流感病毒自然宿主的家鸭是传播H5N1的关键,“一些对人类有威胁的新病毒株正在家鸭中产生”。

  “H5N1病毒现在成为亚洲家禽之间的风土病,但是病毒似乎已经找到了生态上的空间,透过这空间将影响对人类的健康构成长期的威胁。”

  2005年10月,世界各国的主要科学杂志都在发表着禽流感研究的论文。《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病理研究所的杰佛里·陶本伯格的研究报告,1918年蔓延世界的大流感的病毒基因就是禽流感病毒的一种序列。而纽约康奈尔大学发布了简报,A类流感病毒,即禽流感病毒的种类可以跨越物种,使细胞受到感染,其中还包括呼吸道以外的细胞感染。

  禽流感病毒的基因混合器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但是,按照管佚的说法,禽流感病毒在不断地进化。换句话说,“它已经疯了”。连泰国动物园的老虎都会被传染,控制禽流感病毒首先需要系统而丰富的知识,而现在,没有完全清晰的整体信息。

  10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最新全球人感染H5N1禽流感病例,自2003年底以来,共有138件病例,死亡68例,病死率高过50%。尽管目前人类感染H5N1病毒感染率还不高,但过高的病死率足以让人绷紧了神经。

  两项新近进行的研究显示,禽流感病毒与历史上最致命的病毒有很多相似之处,那种病毒在1918年引发的全球性流感大爆发导致5000万人丧命。

  各国政府都在为禽流感可能的迅速传播备战。掌握着据说是迄今为止对付禽流感最为有效的专利药物达菲(Tamiflu)生产的罗氏公司,被越来越吃紧的疫情卷进了舆论的漩涡,因为达菲几乎已经等同于“战备物资”了。

  禽流感爆发以来,瑞士的罗氏公司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原因是这家世界级的药品公司拥有达菲的生产经营权力,这种药品被证明在应对禽流感中最为有效。有消息说,达菲药品在2001年的全球销售额仅7600万美元,而今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7亿美元,罗氏公司今年预计该药品销售额将超过10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泰国从罗氏公司以每剂120泰铢的价格购买了60多万剂达菲备战禽流感,据说英国已订购了可供其25%人口使用的药品,加拿大贮备的药品可供其5%人口使用。美国目前储存的药品则不及其人口1%的人使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于10月24日宣布成立一个快速反应小组,全力解决美国抗流感药物的储备问题。

  达菲储备量不足,许多国家呼吁罗氏公司放弃该药物的专利权,公开配方和生产工艺。随着禽流感疫情的日渐紧张,位于瑞士小城巴塞尔的罗氏公司总部以往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面对媒体的追问,罗氏总部出言谨慎,经过多方努力,总部发言人玛蒂娜·鲁普(Martina Rupp)女士终于同意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上海罗氏也发来了罗氏公司的声明。

  玛蒂娜·鲁普:罗氏公司是一个在全球很多地方有分公司的国际企业,我们在两年前已经把达菲的产量提高了两倍,计划到2006年罗氏的生产能力将增长8~10倍。

  为了满足达菲日益增长的需求,罗氏与其他公司包括7个点和大约40个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担心一旦疫情爆发将出现药物短缺,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禽流感大流行,许多国家和公司都希望能生产这种药品。

  玛蒂娜·鲁普:考虑到日渐紧迫的形势,罗氏已经加速了企业申请和认证的程序。我们已准备与具备生产能力或可以协助生产的政府或公司合作制造达菲,用于疫情突发时使用。但该合作生产是严格的,必须依照质量认证、安全体系等规范条例进行。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曾表示希望罗氏公司向该组织提供这种药品,以便在禽流感再次爆发时,由该组织向贫穷国家免费提供。对此,罗氏公司持什么态度?

  玛蒂娜·鲁普:我们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罗氏已经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达菲用于被病毒侵袭的地区,而且目前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讨论进行更多的临床研究以获得更多临床数据。

  早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就认识到达菲药品的作用,在有很大企业风险的前提下,我们仍然投入了很多资金。因为罗氏公司作为一个世界领先的药品和健康品公司,我们有义务为疾病的治疗寻找解决方案。公司总裁胡摩尔(HUMER)博士已经明确表明了罗氏公司的态度,如果疫情爆发,公司将为世界卫生组织无偿提供300万盒达菲胶囊。

  三联生活周刊:达菲的价格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一旦它成为必需的时候,人们是否普遍能够承受不菲的药价?

  玛蒂娜·鲁普:罗氏公司已经与很多公司达成协议,如果禽流感爆发,我们将提供全面的帮助,罗氏已经把达菲胶囊的价格降低了一半多,在已经发生过禽流感的地方,罗氏公司提供了可以融化在饮用水里面服用的粉末,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药品的价格。据我所知,这种粉末已经为泰国防治禽流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玛蒂娜·鲁普:生产达菲的基本成分是从产自中国的一种植物中提取的,我也注意到有关的报道,八角生长于中国的4个省份,在3至5月间收获,产量有限。罗氏公司已经研究出一种不用八角提炼出的替代方法,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得到达菲原料。

  玛蒂娜·鲁普:达菲是罗氏公司和加州生物技术公司(Gilead Sciences Inc.)合作研制的。罗氏公司拥有的是生产这种药品的专利保护权,保护时间到2016年。

  玛蒂娜·鲁普:罗氏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视自己社会责任的公司,创建者罗氏本人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寻找治疗疾病的最佳解决方案,这个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在禽流感发生的地区,我们已经赠送了300多万盒达菲胶囊,药品本身的价格也降低了一半多。公司总裁胡摩尔博士已经明确表示,如果爆发大面积的禽流感,罗氏公司将把产能在2006年提高8到10倍。罗氏公司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防止或者抑制禽流感这种疾病的扩散。

  罗氏上海:眼下罗氏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专利权,而是生产能力。罗氏始终把病人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我们将与全世界共同努力,抵御可能会爆发的疫情。考虑到日渐紧迫的情况,我们愿意扩大我们的合作网络,与确实有能力制造达菲或可以协助制造达菲的政府或公司合作生产达菲,以备疫情突发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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