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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如何报道中国?(组图)

时间: 2019-03-01 14:18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

  “克强指数”这一概念推出的背后,则是《经济学人》对中国持续关注的升温,并保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尤其是2002年到2013年,中国入世的十多年间,中国经历着一日千里的变化,而《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报道也悄然发生着转变。

  “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背后,其经济现代化特征却日益明显。”就在世界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各有忧虑时,上个月的4月27日,《经济学人》发文《速度并不代表一切》,认为中国放缓的经济增长固然令人失望,却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有着令人鼓舞的推进”。

  从2002年-2012年间《经济学人》各栏目中国报道的数量,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栏目中都能捕捉到中国的影子(图一)。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使得《经济学人》在报道时视角更为多元化;而在报道内容上,《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由集中在时政和经济板块,拓展至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时政、经济、商业、外交、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

  自2009年开始,《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的数量出现显著变化,从之前每年100篇左右增加到130篇以上。2012年开设中国栏目之后,全年中国报道更是达到了217篇之多,相较于2002年的79篇,翻了将近三番。

  同时,对热点的关注之细,并不亚于中国的媒体:“此番暴雨来袭,北京市民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向过路的受困行人敞开大门,通过网络和微博的力量传播救援信息。有车的市民开足马力,为滞留在北京机场的旅客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

  十八大之后,《经济学人》以习为封面,同时配发5篇文章细致解读中国政治走向;它同样还关注着中国社会的民生变化,在“蚁族”一词成为当年热点时,《经济学人》发表《蚁族:中国新民族的崛起》,试图向世界展示这一热词背后的中国青年生态。

  当时,世界银行联合一家名为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政府智库发布了一份长达468页的报告。报告中表达了改革派旨在推进深层次政治改革的意图。报告涵盖了取消劳动人口流动障碍、削弱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以及增强农民土地所有权等内容。报告警示,如果不进行上述改革,中国可能会陷入通货膨胀、社会不稳定性加剧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可能将会导致国家陷入滞胀。

  报道指出:“很少有人会期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迅速采纳央行、世行以及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建议。但是,在最近几周,有迹象表明改革派似乎正在试图影响中国的未来领导人。中国许多媒体都出现纪念南巡二十周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希冀更大胆的改革,一些文章认为有‘第二次南巡’的需要。”

  1843年10月14日,《经济学人》刊登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中国的关税制度以及中国对进口商品的消费潜力问题:“……我们对他们产品的需求将会刺激工业增长,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能力消费我们的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目前无法想象的规模。”

  从2008年开始至今,每年都有两篇文章以上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2011年末,《经济学人》采访韩寒,以《中国明星博主2012展望》为标题,向世界展示中国明星作家眼里的中国媒体生态和未来。

  然而到了2009年,《经济学人》一篇名为《分娩之痛》的文章指出,“一个新的全球系统正在形成……没有中国这个拥有资本管制和货币管理的债权国的准许,新全球货币系统不能运行……下一个掌控货币秩序的不再是新罕布什尔,而是北京。”

  《经济学人》在2009年3月曾有一期封面以《中国人如何看世界(How China Sees The World)》为题展开讨论。而《经济学人》如何看中国的问题,它的现任执行主编丹尼尔·富兰克林在接受一次中国媒体的采访中曾这样说道,“从世界角度看中国,我们更关心三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构成;二是一旦政治变革愿望减弱,以后会出现什么;三是倘若增长放慢,中国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措施去应对周边国家对其发展减速的反应。”

  视野范围以全球为幅员的《经济学人》更像是“把地球管起来”的媒体。在他们看来,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背景下,任何一个参与主体的变化都会产生波及世界的蝴蝶效应;而像中国这样的最大新兴经济体,任何举手投足的变化都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尤其是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也日益扩大着在世界的影响力。不巧的是,崛起的中国本身也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多事之秋,内部矛盾层出不穷,到处都是新闻现场。这对一份以报道全球为己任的专业媒体来说无疑具有致命吸引力。

  因此,在近十年来,《经济学人》不断增加中国报道的体量,动辄即是长达十几页的长篇专题报道。在2012年之前,亚洲栏目基本充斥着关于中国的报道。哪怕是在2012年特别开设中国栏目之后,亚洲栏目的中国身影也未曾绝迹。

  出生于曾经“日不落帝国”的《经济学人》在过去十年来不断加大中国报道的力度,这当然与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密不可分,但与此同时,迟暮英雄对后起之秀充满好奇的心态也颇值得玩味。当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焦点时,《经济学人》开设了美国栏目。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人》对日本的报道随之迅速增加。

  2009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发表一篇《新闻杂志的最后一击:为何只有〈经济学人〉异军突起》的文章,对《经济学人》在互联网时代仍然能够独善其身的特色大加赞赏。

  《大西洋月刊》对《经济学人》做这样的总结似乎有些前后矛盾:1991年10月,同样是这本杂志转载了《华盛顿邮报》记者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执笔的对《经济学人》略带讨伐意味的“檄文”。作者引用美国著名财经作家迈克尔·路易斯的话,“《经济学人》都是一群伪装老练的年轻人,当读者看到文章背后的写手满脸的青春痘时一定会忙不迭地退订了。”

  如果说《经济学人》是完全公正客观的显然不太符合现实。《经济学人》向来也不掩饰它有立场,在政治上保守、在经济上呼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他们甚至以此作为自己的特色。他们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贸易保护主义,无论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意识形态如何;他们呼吁更自由更彻底的市场经济,寄希望于与自由相伴而生的民主政治推进,在他们看来,没有这一保障,任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由都只是无根浮萍。

  但是,如此旗帜鲜明的立场并不意味着这本杂志充满偏见和妄语,它用强大的实际数据来作为论述支撑,它的立论不是基于主观臆想之上,它的报道更是来自于专业老到的行家分析。他用事实来推证他的结论。其杂志立场并没有与新闻专业主义素养发生冲突,相反正是由于他报道人员的高度专业性,使得《经济学人》在其所报道的领域都是行家里手,并多能作出一针见血直击时弊的评论。

  一如美国著名的科技博客Silicon Alley Insider的尼克·卡尔森(Nick Carlson)所说,“《时代》与《新闻周刊》永远不可能成为《经济学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至今也没明白《经济学人》为什么是《经济学人》。”

  1843年12月,《经济学人》第一次转载了关于中国的轶事: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买火腿,结果买到了外面包着猪皮、里面裹着木块和泥巴的“假火腿”。这些受骗的外国人认为,“无论谁与中国人打交道必须慎之又慎,哪怕是这样也还是容易被欺骗。”

  隔岸观火的《经济学人》虽然自负为报道中国的老手,但中国的问题究竟还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可是通过了解其中国报道,我们能够看到这本蜚声世界的英国刊物为其遍布全球的精英读者设置了怎样的中国议题、呈现了怎样的当代中国。

  在为它的全球受众呈现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同时,《经济学人》同样在试图告诉它的读者:这个世界舞台上风华正茂的东亚大国与全球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对于它分布于各大洲的读者来说,这一类新闻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所呈现的中国景观不一定能代表事实,毕竟拥有渊远历史复杂现实以及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中国太过庞杂多元,但也正如美国著名政论家、媒介大师李普曼所说,“直接去面对所有的现实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承受能力,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人们环游世界就必须要有世界地图。”而《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就像是为其读者测绘这样一份“中国环游地图”。

  1843年9月2日,《经济学人》正式创立。直到今天《经济学人》始终坚称自己是一份报纸,但由于其每周六发行、装订成册的形式,一般还是被外界称为杂志。到了2010年,《经济学人》的全球发行量超过140万份。

  比尔·盖茨说,他每周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经济学人》。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雷说“我读《经济学人》它在伦敦出版。”《经济学人》是银行家们的必备读物。这份被全球精英热捧的刊物正在进入它170年漫长发行历史中最为耀眼的年代。它的分析报道和观点倾向,影响着全球有影响力的大脑。

  中国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句式差不多,意思却大相径庭。遥想先秦时代,思想之交锋以稷下学宫为盛,最多的时候有几万学子游学辩论,儒学只是其中一支。

  若要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寻找最有意思的“政经报道”,恐怕当属“盐铁论”之争。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由丞相田千秋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据说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之所以说是“第一次”,其实只不过是有幸被历史记录下来了而已。若不是三十年后桓宽根据会议官方记录写成《盐铁论》,后人又怎能知道当年有那么一场气象万千的争论?

  世人时常感慨自古中国缺少一个探查究竟、追求真理的阶层。有清一代,更是灭绝社会进步的希望。若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清朝之覆亡当从1648年顺治帝在中国府学、县学置刻卧碑算起。若非清廷明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否则以人类自由之天性,中国人何来沉睡两百年,直到1840年被英人枪炮敲开大门。

  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来说,下面的事实多少有些令人尴尬:1843年9月《经济学人》正式创立;同年10月该刊刊登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中国的关税制度以及中国对进口商品的消费潜力问题。《经济学人》对中国的研究与关注差不多和中国近现代化同步。而在中国本土,虽然这个国家开始向世界开放,由于战乱与政权更迭、社会未独立于政治之外等原因,却找不到一份类似的报刊,能够如此持久地关注中国以及世界。

  关注《经济学人》,不仅是因为《经济学人》在关注中国,更在于如何看待媒体的价值本身。一个倡导理性的新闻媒体,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还在于以时代观察者的姿态,参与历史的进程,延续理性的传统。它可能会被蒙蔽,但要知错就改;它可能会有偏见,但只限于一时的观点。它所呈现的观点是意见市场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坚持还是改变,只是因为它心悦诚服地相信,而不是迫于某种压力或引诱。因为它知道,这些文字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实则是双向见证:媒体在空间上见证这个世界的起落沉浮,历史也会在时间上见证其文字究竟价值几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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